韩文公之文，起八代之衰，其诗亦怪怪奇奇，独辟门户，而考亭先生尝病其俗，曰《上宰相书》、《读书城南诗》是也。岂非以其汲汲于求知干进，志在利禄乎？故吾尝谓文章之事，未论其他，必先去其俗而后可。今天下多文人矣，身在草莽，而通姓名于大人先生，且朝作一文，暮镌于梓，往往成巨帙，干谒贵人及结纳知名之士，则挟以为贽，如此，文虽佳，俗矣。吾读严子祺先之文，深叹其能矫然拔俗也。无锡自顾端文、高忠宪两先生讲道东林，远绍绝学，流风未远。严子生于其乡，诵遗书，沐馀教，被服儒者，邃于经学。平日重名节，慎行藏，视世之名位利禄，若将浼焉。感愤郁塞,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为迂者。韩子尝言：“人笑之，则心以为喜。”夫人之笑韩子者，特以其文辞为流俗所笑，犹杰然为一代儒宗；若立言之旨为流俗所笑，不又加于古人一等乎！虽然，使韩子而居今之世，其立言之旨，当亦如严子之迂，必不至有上宰相之书、城南之诗，取讥于大儒矣。严子之文，余所见止数十篇，论理论事，明快严峭，恂恂儒者而笔能杀人，文辞之工如此！然吾以为文辞之工，今世文人之不免于俗者，亦或能之；其所以矫然拔俗，乃在立言之旨，世所共笑为迂者也。夫世共笑为迂，余独不以为迂，而欣赏叹诧，则余亦迂甚矣哉！
韩文公之文，起八代之衰，其诗亦怪怪奇奇，独辟门户，而考亭先生尝病其俗，曰《上宰相书》、《读书城南诗》是也。岂非以其汲汲于求知干进，志在利禄乎？故吾尝谓文章之事，未论其他，必先去其俗而后可。今天下多文人矣，身在草莽，而通姓名于大人先生，且朝作一文，暮镌于梓，往往成巨帙，干谒贵人及结纳知名之士，则挟以为贽，如此，文虽佳，俗矣。吾读严子祺先之文，深叹其能矫然拔俗也。无锡自顾端文、高忠宪两先生讲道东林，远绍绝学，流风未远。严子生于其乡，诵遗书，沐馀教，被服儒者，邃于经学。平日重名节，慎行藏，视世之名位利禄，若将浼焉。感愤郁塞,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为迂者。韩子尝言：“人笑之，则心以为喜。”夫人之笑韩子者，特以其文辞为流俗所笑，犹杰然为一代儒宗；若立言之旨为流俗所笑，不又加于古人一等乎！虽然，使韩子而居今之世，其立言之旨，当亦如严子之迂，必不至有上宰相之书、城南之诗，取讥于大儒矣。严子之文，余所见止数十篇，论理论事，明快严峭，恂恂儒者而笔能杀人，文辞之工如此！然吾以为文辞之工，今世文人之不免于俗者，亦或能之；其所以矫然拔俗，乃在立言之旨，世所共笑为迂者也。夫世共笑为迂，余独不以为迂，而欣赏叹诧，则余亦迂甚矣哉！
韩文公的文章，振兴起了八个朝代以来的衰颓文风，他所写的诗也是奇特不群，诗风独树一帜，然而考亭先生（朱熹）却曾经批评他的诗文落于世俗，说《上宰相书》、《读书城南诗》就是这样的。难道不是因为他急切地求得知名而在仕途求取进身，目的在于获取功名利禄吗？所以我曾经说写文章的事情，不说别的，必须首先去除它的俗气才行。如今，天下的文人多啊，他们身在民间，而（千方百计）地去结识那些达官贵人，并且早晨写出一篇文章，到傍晚就镌刻付印，往往就结集成了厚厚的文集，他们在拜见达官贵人以及知名人士的时候，就携带着（文章著作）作为见面的礼物。像这种做法，文章即使写得好，也俗气啊！我读严祺先先生的文章，深深的感叹他的卓尔不群，超然世俗。无锡自从顾端文（顾宪成）、高忠宪（高攀龙）两位先生在东林讲学，远远的继承古圣绝学，圣人流传下来的风尚才不曾远离。严先生出生在这个地方，诵读先贤的诗书，蒙受先圣的教化，信奉儒学，深入研究儒家经典。平日看重名节，言行举止（行，做事；藏，隐退）谨慎，看待功名利禄就好像（这些东西）将要玷污了他似的。心有感触愤懑填塞其中，因事而抒发感慨，所以他的文章行文的主旨，大多是被世人耻笑为不合时宜的。韩愈曾说：“他人取笑我，那么在我内心中则把它当做一件喜悦的事。”人们嘲笑韩愈，只是因为他（文章的）言辞被流俗取笑，仍然还是杰出的一代儒家领袖；如果是文章的主旨（思想）被流俗取笑，不又是比古人（韩愈等）更超出一层了吗！即使这样，假如韩愈处在当今之世，他行文的主旨（思想）也应当像严先生这样不合时宜，一定不至于写出《上宰相书》和《符读书城南诗》这样的诗文，而被名儒大家所嘲笑啊。严先生的文章，我所见到的只有几十篇，论理叙事，语言明快晓畅而思想严峻犀利。一个恭谨温顺的读书人却能以文笔与世俗决斗，如此可见其文章言辞的精巧犀利。但我认为，文辞的精巧，如今世上那些不免于俗气的文人，也有的能做到这一点；严先生之所以卓尔不群而超然世俗，是在于他文章的行文立论，被世俗之人所共同讥笑为不合时宜。世人都讥笑他不合时宜，独有我不这样认为，并且（对他的人格和文章）欣赏感叹，那么我也迂腐得厉害了啊！
韩文公的文章，振兴起了八个朝代以来的衰颓文风，他所写的诗也是奇特不群，诗风独树一帜，然而考亭先生（朱熹）却曾经批评他的诗文落于世俗，说《上宰相书》、《读书城南诗》就是这样的。难道不是因为他急切地求得知名而在仕途求取进身，目的在于获取功名利禄吗？所以我曾经说写文章的事情，不说别的，必须首先去除它的俗气才行。如今，天下的文人多啊，他们身在民间，而（千方百计）地去结识那些达官贵人，并且早晨写出一篇文章，到傍晚就镌刻付印，往往就结集成了厚厚的文集，他们在拜见达官贵人以及知名人士的时候，就携带着（文章著作）作为见面的礼物。像这种做法，文章即使写得好，也俗气啊！我读严祺先先生的文章，深深的感叹他的卓尔不群，超然世俗。无锡自从顾端文（顾宪成）、高忠宪（高攀龙）两位先生在东林讲学，远远的继承古圣绝学，圣人流传下来的风尚才不曾远离。严先生出生在这个地方，诵读先贤的诗书，蒙受先圣的教化，信奉儒学，深入研究儒家经典。平日看重名节，言行举止（行，做事；藏，隐退）谨慎，看待功名利禄就好像（这些东西）将要玷污了他似的。心有感触愤懑填塞其中，因事而抒发感慨，所以他的文章行文的主旨，大多是被世人耻笑为不合时宜的。韩愈曾说：“他人取笑我，那么在我内心中则把它当做一件喜悦的事。”人们嘲笑韩愈，只是因为他（文章的）言辞被流俗取笑，仍然还是杰出的一代儒家领袖；如果是文章的主旨（思想）被流俗取笑，不又是比古人（韩愈等）更超出一层了吗！即使这样，假如韩愈处在当今之世，他行文的主旨（思想）也应当像严先生这样不合时宜，一定不至于写出《上宰相书》和《符读书城南诗》这样的诗文，而被名儒大家所嘲笑啊。严先生的文章，我所见到的只有几十篇，论理叙事，语言明快晓畅而思想严峻犀利。一个恭谨温顺的读书人却能以文笔与世俗决斗，如此可见其文章言辞的精巧犀利。但我认为，文辞的精巧，如今世上那些不免于俗气的文人，也有的能做到这一点；严先生之所以卓尔不群而超然世俗，是在于他文章的行文立论，被世俗之人所共同讥笑为不合时宜。世人都讥笑他不合时宜，独有我不这样认为，并且（对他的人格和文章）欣赏感叹，那么我也迂腐得厉害了啊！
韩文公之文，起八代之衰，其诗亦怪怪奇奇，独辟门户，而考亭先生尝病其俗，曰《上宰相书》、《读书城南诗》是也。岂非以其汲汲于求知干进，志在利禄乎？故吾尝谓文章之事，未论其他，必先去其俗而后可。今天下多文人矣，身在草莽，而通姓名于大人先生，且朝作一文，暮镌于梓，往往成巨帙，干谒贵人及结纳知名之士，则挟以为贽，如此，文虽佳，俗矣。吾读严子祺先之文，深叹其能矫然拔俗也。无锡自顾端文、高忠宪两先生讲道东林，远绍绝学，流风未远。严子生于其乡，诵遗书，沐馀教，被服儒者，邃于经学。平日重名节，慎行藏，视世之名位利禄，若将浼焉。感愤郁塞,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为迂者。韩子尝言：“人笑之，则心以为喜。”夫人之笑韩子者，特以其文辞为流俗所笑，犹杰然为一代儒宗；若立言之旨为流俗所笑，不又加于古人一等乎！虽然，使韩子而居今之世，其立言之旨，当亦如严子之迂，必不至有上宰相之书、城南之诗，取讥于大儒矣。严子之文，余所见止数十篇，论理论事，明快严峭，恂恂儒者而笔能杀人，文辞之工如此！然吾以为文辞之工，今世文人之不免于俗者，亦或能之；其所以矫然拔俗，乃在立言之旨，世所共笑为迂者也。夫世共笑为迂，余独不以为迂，而欣赏叹诧，则余亦迂甚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