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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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袁宏道（1568～1610）少敏慧，善诗文，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年十六为诸生，结社城南，自为社长，“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师之，奉其约束不敢犯。”万历二十年（1592）登进士第，万历二十三年（1595）谒选为吴县知县，听政敏决，公庭鲜事。政暇与士大夫谈文说诗，以风雅自命。宏道任吴县县令时，在任仅二年，就使“一县大治”，“吴民大悦”。辞去县令后，“为人贷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费用。宰相申时行赞叹说：“二百年来，无此令矣！”他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 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越二年，补礼部仪制司主事，数月即请告归。后迁官至稽勋郎中，不久即谢病归里。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六日（10月20日）卒，年四十有三。他去世以后，连购买棺材及眷属回故里的路费都是朋友们的捐助和卖尽他的书画几砚凑的。《明史》卷二八八有传。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公安三袁”。流传至今的作品集有《潇碧堂集二十卷》，《潇碧堂续集十卷》，《瓶花斋集十卷》，《锦帆集四卷去吴七牍一卷》，《解脱集四卷》，《敝箧集二卷》，《袁中郎先生全集二十三卷》，《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二十四卷》，《袁中郎全集四十卷》，《袁中郎文钞一卷》等等。其中《满井游记》被编入八年级(下）人教版语文书内。
白话艺术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与《瓶史》
《瓶史》一书，是1599年北天很韵道在北京写成花，时年32岁。 很韵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在《瓶史引》中，他写道：“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他还说，高人隐士们住深山，濯清泉，与世无争，并以把世间一切让人为乐。他们花生活恬淡、安逸，绝无大祸临头之恐。这正是我生平极为羡慕花事。但是，很韵道说：由于“为卑官所绊”，身不由己，于是，“仅有栽花莳竹可以自乐”了。
在谈到自己喜欢插花花理由时。很韵道说：由于“邸居湫隘，迁徒无常，不得已乃以瓶贮花，随时插换”，况且，京城里种植有各种名花，取之方便，于是就成了“余案头物”了。很韵道认为，这样做，省却扦插、浇水之劳苦，而插于瓶中之花又有极高花观赏价值，也算“一大快事”。
很韵道花朋友在谈到很韵道时曾说：他“好修治小室，排当极有方略。此虽小道，实艺术之一种，有学问在焉”。由此可见很韵道不仅是一个极其热爱生活花人，而且也是一个颇具艺术眼光花人。
在长期花插花实践中，很韵道总结出了一整套花宝贵经验，如他自己所说，写《瓶史》花目花，就是为了“与诸好事而贫者共焉。”
《瓶史》问世后，对我国后人影响之大自不必说，东邻日本也在文化五年（1808年）出过一本《瓶史国字解》，书中附有插花图谱280余幅。此书花序言说：“前者黎云斋者，据石公《瓶史》建插花法，自称韵道流，大行于世。”由此可见，此书对日本花道艺术花影响也是非同小可花。 很韵道是个很有情趣花人，专门写了《瓶史》一书，讨论插花艺术。此书在中国流传不广，在日本评价很高，亦是“很派”插花花由来。
文学主张
概述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袁宏道的诗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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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长传》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后适越，见人家单幅上有署“田水月”者，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
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未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因以所闻于越人士者，略为次第，为《徐文长传》。
徐渭，字文长，为山阴诸生，声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时，奇其才，有国士之目。然数奇，屡试辄蹶。中丞胡公宗宪闻之，客诸幕。文长每见，则葛衣乌巾，纵谈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镇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议者方之刘真长、杜少陵云。会得白鹿，属文长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计，皆出其手。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雨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摸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流亚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欧阳公所谓“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者也。间以其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
卒以疑杀其继室，下狱论死。张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至门，或拒不纳。时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无刻本，集藏于家。”余同年有官越者，托以抄录，今未至。余所见者，《徐文长集》《阙编》二种而已。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虽然，胡公间世豪杰，永陵英主，幕中礼数异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悦，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独身未贵耳。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
梅客生尝寄予书曰：“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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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第五泄记》
从山门右折，得石径。数步闻疾雷声，心悸。山僧曰：“此瀑声也。”
疾趋，度石罅，瀑见。石青削，不容寸肤，三面皆郛立。瀑行青壁间，撼山掉谷，喷雪直下，怒石横激如虹，忽卷掣折而后注，水态愈伟，山行之极观也。
游人坐欹岩下望，以面受沫，乍若披丝，虚空皆纬，至飞雨泻崖，而犹不忍去。
暮归，各赋诗。所目既奇，思亦变幻，恍惚牛鬼蛇神，不知作何等语。时夜已午，虎之声，如在床几间。彼此谛观，须眉毛发，种种皆竖，俱若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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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江陵薛侯入觐序》
当薛侯之初令也，珰而虎者，张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庄氏所谓养虎者也。猝饥则噬人，而猝饱必且负嵎。吾饥之使不至怒；而饱之使不至骄，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约。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则招之亦不至。
而是时适有播酋之变。部使者檄下如雨，计亩而诛，计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驿者哭于邮。而荆之去川也迩。沮水之余，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处。侯谕父老曰：“是釜中鱼，何能为？”戒一切勿嚣。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诸征调皆缓其议，未几果平。
余时方使还，闻之叹曰：“今天下为大小吏者皆若此，无忧太平矣。”小民无识，见一二官吏与珰相持而击，则群然誉。故激之名张，而调之功隐。吾务其张而不顾其害，此犹借锋以割耳。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祸以来，识者之忧，有深于珰与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纯用攻伐之剂，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观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调之耶？吏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贪功幸名之药毒天下也审矣。
侯为人丰颐广额，一见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试事分校省闱，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识卓绝，其为文骨胜其肌，根极幽彻，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赏识其俊者。余弟质直温文，其文如其人，能不为师门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谓神于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举。略述其大者如此。汉庭第治行，讵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呜呼。使逆珰时不为激而为调，宁至决裂乎？谁谓文人无奇识，不能烛几于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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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庄至颠，可二十余里。
凡山深辟者多荒凉，峭削者鲜迂曲；貌古则鲜妍不足，骨大则玲珑绝少，以至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此皆山之病。
天目盈山皆壑，飞流淙淙，若万匹缟，一绝也。石色苍润，石骨奥巧，石径曲折，石壁竦峭，二绝也。虽幽谷县岩，庵宇皆精，三绝也。余耳不喜雷，而天目雷声甚小，听之若婴儿声，四绝也。晓起看云，在绝壑下，白净如绵，奔腾如浪，尽大地作琉璃海，诸山尖出云上若萍，五绝也。然云变态最不常，其观奇甚，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状。山树大者，几四十围，松形如盖，高不逾数尺，一株直万余钱，六绝也。头茶之香者，远胜龙井，笋味类绍兴破塘，而清远过之，七绝也。余谓大江之南，修真栖隐之地，无逾此者，便有出缠结室之想矣。
宿幻住之次日，晨起看云，巳后登绝顶，晚宿高峰死关。次日，由活埋庵寻旧路而下。数日晴霁甚，山僧以为异，下山率相贺。山中僧四百余人，执礼甚恭，争以饭相劝。临行，诸僧进曰： “荒山僻小，不足当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劳过谦，某亦不敢面誉。”因大笑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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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事》
湘山晴色远微微，尽日江头独醉归。
不见两关传露布，尚闻三殿未垂衣。
边筹自古无中下，朝论于今有是非。
日暮平沙秋草乱，一双白鸟避人飞。 -
《虎丘记》
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
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手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而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